发布日期：2026-01-23 19:06 点击次数：66
1978年10月22日清晨，东京湾的雾气尚未散尽，一架从北京起飞的国航专机在羽田机场徐徐落地。机舱里的贵宾刚刚放下手里的资料，抬眼望见远处云端若隐若现的富士山时，脱口而出一句：“天气不错，看来今天会是好日子。”同行的中国外交官点头称是——眼前这位个子不高却神采逼人的老人，正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此行，他肩负着一个时代赋予的特殊使命：让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落地，并为日后的合作扫清障碍。
抵达后的三天里，邓小平的行程排得密不透风。上午参观松下彩电厂，下午考察新干线调度中心；夜幕降临，他又在日本政商界的宴会上把盏言欢，席间不时幽默地冒出几句“日语”，引来会场一阵又一阵笑声。媒体记者们心里却明白，最关键的问题并不在电饭锅、彩电或者火车，而是一直悬在两国上空的那串小岛——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这一话题到底会不会被提出来？如果提了，中国领袖会怎么说？所有人都在暗暗揣测。
情势最终在10月25日下午爆发。日本外务省专门在东京国际新闻中心安排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型记者会，来自二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四百名记者挤进大厅，摄影灯光晃得人睁不开眼。现场安静到能听到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大家等的就是邓小平走上讲台那一刻。
门刚推开，一位面色红润、步履矫健的身影出现，场内立即响起相机连拍声。不同于许多国际会议临场照稿的紧张，他先用日语打招呼：“大家辛苦了”，紧接着挥手示意请坐，淡定得像是要与街坊拉家常。提问环节开启，经济、军事、文化交流，一串又一串问题飞来，他几乎是脱口而出，或幽默，或坚定，迅速化解。十几分钟后，一名身材瘦高的中年日本记者忽然站起——
“请问邓副主席，”他用日语一字一顿，“既然双方已经签署和平友好条约，为何贵国仍声称钓鱼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尖阁列岛——属于中国？”
话音未落，原本热闹的会场像突然被抽走空气，一瞬沉寂。有人干咳，有人皱眉，也有人露出期待的神色。问题尖锐，答案更牵动两国神经。短促的停顿之后，邓小平扶了扶眼镜片，嘴角微微上扬，仿佛在品味一杯刚泡好的清茶。
“你们称它为尖阁列岛，”他用平静却清晰的语调开口，“我们叫它钓鱼岛，它本是中国台湾省的附属岛屿。”语气平平，却在无声处划出一根历史的坐标。现场气氛霎时松弛，众人意识到，这位领袖选择了最温和的方式把“主权”三字不动声色地摆在了桌面上。
然后，他略一停顿，似乎在寻找最恰当的表达。灯光下，老人看似率性地谈起数百年来的海图、渔民、甲午割台，言辞却环环相扣：“这事，田中前首相六年前来北京时，周总理曾说，让后人更有智慧的人来处理，别让它妨碍两国关系。”说到此处，他摊手一笑，像在对着满屋翻飞的闪光灯诉说一个浅显道理。
“假如我们今天坐在这里，非要分个你死我活，谁也占不了便宜——和平友好条约就签不成，亚洲的稳定就没根。现在我们谈合作，余下的分歧可以先放一放。十年不行，二十年，下一代比咱们聪明，总会找到法子。”
这番话既没有让步，也没有针锋相对，却让提问记者先是一愣，随即报以掌声。更多的掌声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冷场消融，长枪短炮背后的记者纷纷低头记录，生怕漏掉一个字。当天的头版头条毫无悬念：这位中国领导人在最敏感问题上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思想，成为新闻焦点。
钓鱼岛之争为何会被“暂且放一放”？追根溯源，还得回到更早的那场艰巨谈判。1978年8月10日，北京钓鱼台迎来一位尊贵客人——日本外相园田直。福田赳夫内阁已对外放话，年内必须敲定和平友好条约，否则内阁威信难保。园田来华之前，东京朝野早已摆开“内阁问责”的架势，迫切得很。
与园田见面那天，阳光晒在花岗岩台阶上反射出白光。店小二一样忙到脚不沾地的邓小平坐定后，没有寒暄，直接切入主题：经济互补、渔业合作、亚太安全，事无巨细。直到夜幕低垂，两人才把拖了六年的条约文本捋顺。喝过茶，园田终究把心里的疑虑摆上台面：“尖阁列岛，若不写明是日本领土，我回去无法交差。”一句话让北京厅里温度骤降。
邓小平微眯着眼望向他，灯光打在他的额头，显出岁月纹路。片刻沉默，他忽而轻轻一笑：“园田先生，渔民见到鱼群，哪会去琢磨经纬线？一次偶发碰撞，不值得让两国关系翻船。”紧接着话锋一转，“你们需要中国，我们也需要日本。地球这么大，明摆着的共同利益，怎么能让一座小岛挡了路？不妨把争议留给未来，更聪明的人来解。先把门打开、路修好、货走通，利润到手，海洋环保也一起做，何乐而不为？”
园田沉吟良久，终于点头。两天后，1978年8月12日晚七点，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完成。起草人与见证者的名字被一起写进史册，而钓鱼岛主权归属则被留在括号之外——一笔“暂缓”大于“割让”的笔锋，为两国关系留出纵深。
条约之后，邓小平在访日期间反复强调“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基调，却从未回避主权立场。27日，他在北海道看了大型钢铁厂，随行的日方人士热情地向他介绍新型炼钢转炉。参观结束时，有人小声揶揄：“愿中日友好像钢水一样滚烫，千万别冷却。”邓小平拍拍对方肩膀，笑答：“钢水是要浇铸未来，友好同样得注入模板，慢慢冷却才结实。”听者会意，肃然无语。
历史学者常说，钓鱼岛问题是日本近代扩张的“尾巴”。明朝的《使琉球录》、清末的《筹海图编》都将钓鱼台列屿标作中国海防节点；慈禧太后赐予盛宣怀的御旨，亦将那方海域纳入管辖。1895年，日本以甲午战争胜利为由，私相授受；二战后，《波兹坦公告》明确要求归还侵占领土，却因美军在冲绳长期驻扎，战后实际管理权被美方操控，milan1971年的《美日归还冲绳协定》更让钓鱼岛归属出现法律与现实的交叉重叠。政治博弈的痕迹，自岛礁的经线纬度到谷歌地图的点选，都看得见。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正挣扎着修复经济，重返国际舞台。邓小平头脑里曾有一副清晰的账本——东海海域可能的石油储量超过二百亿桶，若扣上主权争议的枷锁，开发无从谈起；如果携手勘探，收益远超一国独占的算计。更重要的是，这将促动两国产业链的互补：日本的资金、设备、管理与中国的资源、市场、劳力结合，既解日本能源“心病”，也为中国引进先进技术铺路。
1979年春，国内《经济研究》悄悄刊出一篇《论东海共同开发的可行性》。文内援引海底地质与地缘经济学，提出“先资源、后主权，划界后再清算”的设想。这篇文章虽未署名，却在一些高层会议上被多次引用。熟悉内情者都知道，背后离不开邓小平“冷处理”的指示。做法并不新鲜，南海诸岛的对外合作勘探早有先例，但放在中日关系上，意义成倍放大：它用务实冲淡了对抗的火药味，也给后人——正如邓小平所说——保留了谈判空间。
当然，历史不会因为一句“等十年”就停止计时。九十年代起，日本右翼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挑衅不断。中方历届政府始终坚持原则：谈可以，搁置可以，合作也行，但任何想侵蚀主权的举动皆无商量。不出所料，邓小平当年的“智慧不够，留给下一代”这句话，被一次次剪辑、引用、发酵，仿佛只剩下退让的标签，却少有人注意到那隐含的“必须和平解决”的前提。七十余载风云变幻，现实正验证当年的远见：激烈对抗之外，还能否有另一条路，让历史遗留的伤口在合作中逐步结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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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正是这样一条充满坎坷的长道，曲折、曲折、再曲折，却始终没有被彻底堵死。北京、东京相互开放市场；丰田、索尼在中国落地生根；华东沿海油气项目里不乏日本资本。利益往往比情绪更持久，这是外交的冷酷真相，也是民族复兴的必修功课。
不可否认，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这是历史文献与国际法共同指向的结论。即便如此，“先让合作开路”的理念，在当年赢得了最大化的国际同情与国内发展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1978年的那声“我们这一代智慧不够”，并非自谦，而是一种为后人留下回旋余地的高招：永不放弃原则，也绝不被情绪牵着走。
在随后几日的访问行程里，邓小平登上新干线，拥抱卡拉OK，还戴起索尼公司的耳机听演歌。日本民众在银座街头挥舞中日两国小旗，呼喊着“欢迎邓小平”的夹道场面，至今仍被日媒反复播放。那一刻，历史的积怨仿佛被按下暂停键，取而代之的是经贸往来的蓝图与文化交流的热望。正因如此，当邓小平在记者会场上以一种似乎“轻描淡写”的方式把钓鱼岛放进未来，现场才会响起阵阵掌声——他们听见了领袖的底线，也听见了走向共同利益的邀请。
若干年后，一位当时在场的日本老媒体人回忆起那天情景，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把一个炸药包塞回口袋，却没有抛弃它，只是写上了‘留给下一代’的标签。”用激光雕刻般的谈判术，为国家利益争最足的筹码，同时保持战略耐心——这正是邓小平外交风格的标签。
1949年以来，中国在主权问题上从不摇摆，而在策略上却始终留有余地。对比清末被迫签下的一纸纸“条约”，1978年的“搁置”显得异常宝贵，它意味着中国第一次在实力尚未充分恢复时，靠着精明的布局赢得喘息与发展，而不是仓促落笔。了解这一段，就不难理解后来的南海、珠峰、边境诸多事务中“先稳局势后谋长远”的一以贯之。
与其说邓小平在东京的记者会上“巧妙回复”，不如说他用冷静提醒了旁人：真正的主权自信来自综合国力，而非一时口舌。那天晚上，《朝日新闻》社评写道：这位中国领导人“回答得像围棋高手，看似退让，实为抢占先手”。不久之后，日本舆论对条约的反对声骤减，商界更是以速度惊人的签约热情予以回应。显然，平等互利的逻辑比情绪宣泄更能说服市场。
时间流过四十余年，世界局势几经轮转。当年“放十年”的底线已被后继者多次提及，但它仍是外交辞典里的经典案例。面对海权、资源、历史记忆与现代利益的交叉冲突，一味强硬容易走向僵局，一味妥协则动摇国本。邓小平选择的第三条道路，把国家发展与国际形象放在同一张棋盘上，边行棋，边积蓄实力，等待最佳的收子时机。
那场记者会散场后，东京的夜依旧霓虹闪烁。随行人员收拾文件时，注意到邓小平在手账上只写了八个字：“事情要往长里看。”语气平静，却写出了大国政治的真意：不是不争，而是要赢得起；不是不动，而是稳得住。
【接续内容】
回望岛屿预留未来的智慧
1979年春，改革开放的号角在南海岸线吹响。对深圳、珠海的设计稿被摆在中南海会议桌上，邓小平指出：“一边是开门搞建设，一边是海上要有长远布局。”当时的海洋法谈判正胶着，中方专家递交建议书，主张比照钓鱼岛的“搁置+合作”模式，提出“先海上合作，后划界”的思路，打破彼此零和心态。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前年那场东京记者会埋下的伏笔，日本民间舆论会否愿意坐到一张桌子上讨论海洋科研、渔业配额？答案未必乐观。外交的连锁反应常常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显现。东北亚安全格局的激烈震荡已成历史常态，而1978年的那句“我们这一代不够聪明”恰如调压阀，避免了当时的冲突升级，将一触即发的摩擦转化为一段时间的战略缓冲。
到九十年代初，东海大陆架勘探议题再次浮出水面。日本朝野出现“先开发后谈判”的声音，中国延续先辩法理后谈合作的节奏。一位资深海洋法学者回忆，若干次专业磋商中，日方代表提到邓小平当年的发言，希望沿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旧轨再走一步；而中方则坚持“主权在我”的前提下讨论共同利益。看似拉锯，实则双方都在用时间成本换对话空间——这与当年东京记者会后形成的默契一脉相承。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留下的框架也为后来多边场合所借鉴。南海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倡议、里海资源的联合开发构想，无不受其启示。学者们常用“有弹性的原则性”八个字评价这种策略：原则像脊梁不能弯，弹性像关节能动。对现代中国而言，与近邻的海上争端若能继续在这一思路下寻找突破，或许依旧能最大限度减少摩擦风险，为区域合作赢得窗口。
今日翻检资料，当年东京现场的速记稿里记录着一个细节：记者会结束前，邓小平回到座位，轻声对身旁工作人员说：“写进档案吧。”并未说明什么写进档案，但显然，他在意的并不只是那几句回答，更在意回答背后的态度与策略能否成为后人参考。
历史留档，现实延展。钓鱼岛的归属从来不是一场短跑，而是耐力赛。谁能在漫长的博弈中保持清醒，谁就更接近最后的答案。邓小平四十多年前在东京种下的那颗“搁置争议以换发展”之种，如今已让世人见识到战略耐心的价值。假以时日，水到则渠成的时刻终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