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6-01-23 18:32 点击次数：112
杨尚昆与张闻天之间维系了长达近四十载的深厚友谊，堪称知己与战友的典范。
在2007年，为庆祝杨尚昆同志百年诞辰，我们部门（中央党史研究室）接到一位同事的电话。他告知，电视台的记者将前来对我进行采访，主题是关于杨尚昆同志与张闻天同志的交往。随后，我从相关资料中选取了一份1986年杨尚昆同志的谈话记录。
此次未对外公开的访谈（编者按：两年后发表于《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3期），系彼时我方张闻天选集传记组所邀请，于1986年8月30日，在北京三座门其办公室会议室举行的对话。
张闻天、刘英夫妇
此次会面，因张闻天之夫人，亦即杨尚昆尊敬的老战友刘英的参与，双方的相似经历与共鸣体验，使得杨尚昆的谈兴始终高涨。尽管话题始终围绕张闻天展开，实则深入探讨了党史中一系列重大事件。
此次交谈仅留下了一份详尽无遗的录音记录文稿。
岁月流转，距那场对话已有二十余载。杨刘二位长者已驾鹤西归，参与那次对话的编辑组成员也仅余我和前组长萧扬二人。为保留这份珍贵的对谈，便依照录音资料整理成文。
01 张闻天上海时期
我与闻天二人，自四中全会结束后一同返回莫斯科。他回国后便即刻投身于宣传部的工作之中。
彼时闻天的思想依旧根植于莫斯科的训练体系，与王明的观点相去不远。我深知诸多文件均出自他的手笔。因此，在上海的那段时光，他的思想依然显得较为教条。
然而，闻天在苏联的学习成绩堪称优异，他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另一位则是王稼祥。
博古与我相仿，擅于即兴发挥。博古聪慧过人，才思敏捷，辩论技巧亦颇为出众。
经过深入接触实际，闻天才逐渐意识到王明的这套理论并不适用。
在第四次全会上，王明基于反对立三路线的立场登上了舞台。然而，四中全会之后，所执行的实践路径与立三路线几乎相仿。唯一的区别在于，取消了全国性的暴动计划，并废除了行动委员会。
彼时，即便是闻天同志亦尚未领悟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战略方针，当时仍普遍遵循以城市为中心的传统模式，主要依赖罢工、示威活动，以及“飞行集会”等手段来推动变革。
昔日南京路上，有一家名为先施的公司，我方人员便先在那里燃放了一串鞭炮，随后数人高声呼喊口号，顿时吸引了过往行人纷纷围拢过来。
每当此刻，警察便会迅速赶到现场进行抓捕，导致我们每次都不得不有几人被带走。
工厂罢工说起来就是起哄，一个工头打了人，就一个车间马上停下来。工会也是共产党的。这样一闹巡捕就来抓人。工厂的基础垮了。恢复一段后，手就又痒了。就这么恶性循环。
面对此等情况，闻天不禁有所感触，认为此法不可行。尤其是1932年，他在江苏省委会议上的发言中，这种观点体现得尤为鲜明。
彼时，尚无上海市委的设立，江苏省委实则等同于上海市委。我当时的职务，正是省委的宣传部长。
自然，那时的他思想尚未达到后来的深度。他的言辞多是从工作未达预期这一角度出发，常常提及自己尚未充分准备，或是行动过于急促。
然而，众人普遍认为此种做法并非长久之计，此观点已明确提出。大家普遍认为，继续如此行事并无实际意义。
淞沪抗战爆发之际，上海十三家日本纱厂齐声罢工，声势浩大，场面同样热烈非凡。
鉴于那些工厂均坐落于闸北，一旦闸北被日本人占领，工人们便纷纷涌入租界避难。
工人们都有爱国心，于是就组织一个罢工委员会，为了维持工人生活，就靠“民反”(全称为“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一笔者注)在社会上募捐开粥场。每天每个工人可以领两餐稀饭。
一日，宋庆龄经由他人向我们透露，她意向捐赠两千元，须知在彼时，两千元并非易得，那可是珍贵的银洋呢。
然而，凯丰当时坚持反对接受，而我则力主接受。彼时，他任职于团中央，而我则服务于江苏省委宣传科。
我便与闻天商议此事，闻天亦赞同接受。于是，我们便欣然接受了这笔两千元的资助。当时，我们还创办了一份报纸，每周发行三期。对于这份慷慨的帮助，我们更是通过报纸公开发表了感谢。
当初，为何有人对宋氏的立场持怀疑态度？原因在于，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宋氏属于第三党。有一个流行的观点，认为第三种力量，即中间派，其欺骗性尤为显著，甚至比国民党更为恶劣。这种说法不过是套用了斯大林对当时社会民主党的评价。
总的来说，闻天在这段经历中并未完全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然而实际工作的推进使他意识到诸多问题亟待深思。
因此，彼时他的内心思考与笔端所流露出的话语，已渐行渐远。他近期的一些文章已初现端倪，似乎试图修正那些“左倾”倾向，然其思想转变尚不彻底。
张闻天
02 中央苏区时期的张闻天、博古和毛泽东
闻天抵达中央苏区的时间比我提前了大约十天。当我抵达中央苏区之际，他正忙于进行一场报告。
抵达后，我首先向小超（邓颖超）进行了汇报，彼时她担任中央秘书长一职。汇报完毕，她便为我安排了住宿。我环顾四周，发现屋内尚有一床，她便向我解释道，那床属于张闻天。
闻天归来，一见面便热情地招呼道：“你来了！真是太好了。”接着，他补充道：“记得我在上海时跟你说的那句‘再见’，其实是指的我们在这里重逢的时刻。”
在那个阶段，我与他在同一屋檐下共度时光，那间居所见证了我们的同住，历时将近数月之久。
在中央苏区初期，闻天担任着宣传部的部长一职，而我则供职于宣传部，是一名普通的干事。随后的日子里，我被派遣负责管理党校——亦即共产主义大学。此时，闻天已经成为了校长，而我则成为了他的副校长。尽管如此，实际上他并未对校务进行过多干预。
编辑组同志问：张闻天本人在1943年《反省笔记》中，曾经检讨初到苏区时所犯的反“罗明路线”错误，但申明自己当时主观上并未想到为了想要反对毛泽东，而且指出直接领导反“邓毛谢古小组织”的是罗迈(李维汉)。对此应该如何看?
在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中，我已抵达瑞金。我深知这场斗争是由博古发起的，而策划此事，我推测亦出自博古之手。那时，博古被誉为总书记。
为何博古起到了这样的关键作用呢？那是因为在斗罗明时的那个时期，我尚在瑞金。起初，罗明的态度相当强硬，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彼时，我与博古共居于同一楼层，而博古与陈云等人相邻而居。目睹罗明拒不认错，博古显得有些慌乱。毕竟，是他亲自点燃了这场斗争的火焰，若他不能取得胜利，岂不是意味着他将面临失势的危机！
于是便召集了众多人士，一同前往劝说罗明，强调他必须顺应大局，切勿如此行事。
罗明最终坦白了自己的错误。诚然，关于整人的事件，罗迈（即李维汉）才是主导者，而我在邓毛、谢古被斗争时，早已离开了瑞金。然而，我清楚罗迈一到苏区便成立了组织局，李维汉担任书记一职，罗迈由此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
据此推测，此事件的策划者应是博古，而具体实施者则是李维汉。
至于这篇文章，乃是由闻天所撰。当时，他的思想尚未完全转变，自是只能以那样的笔触进行创作。
天同与博古原本在思想层面上颇为契合，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走上了分道扬镳的道路。博古对教条主义的坚持尤为坚定，抵达中央苏区后，他将闻天实际上从政治局的核心工作中边缘化，安排他前往政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
周恩来、毛泽东与博古
当时，博古怀有两个主要意图。其一是意图架空毛泽东。尽管您担任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但实际上，您的工作职责是在人民委员会，即总理的领导下执行。这一安排完全依照苏联的模式进行。
第二，既然张闻天在政府部门任职，你便宜减少对中央事务的干预。
然而，闻天与博古二人彼时便存在分歧，彼此的思想观念亦不尽相同。
博古个性鲜明，颇具个人特色。毛主席曾评价闻天为“书生”，他的书生气颇重，然而，书生这一称呼并非贬义。换言之，他热衷于理论研究，且其文笔亦颇为出色。
投身政府工作，这恰好为他提供了独立思考中国革命实际道路的契机，尤其是与毛主席的近距离接触。因此，我认为闻天转变的转折点，正是在遵义会议之前的那个阶段。
起初，毛主席并未与他深谈心扉，而是逐渐地与之建立了信任。在他看来，博古与洛甫就像是同一根绳索上的两只蚂蚱，紧密相连。
王稼祥赴苏区的时间较早，据我推测，毛泽东可能是在初期阶段，首先向王稼祥透露了他的思想。至于张闻天，毛泽东则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逐步试探。然而，在瑞金时期，他们之间并没有太多的私人交往。
彼时，任弼时堪称反毛运动中最为激烈的一员。在宁都会议的首次召开期间，周恩来担任中央代表团团长，而他尚未抵达现场时，正是任弼时主持大局，将毛主席撤销了职务。因此，毛泽东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前，都提及在中央苏区仅剩一位对他的立场持反对意见的人，那就是任弼时。
刘英：他记得很清楚！
此人在此领域情形如此。倘若任弼时未不幸离世，那么“文化大革命”亦难免走向极端。
据我所想，闻天当时或许也曾从弼时那里听闻过一些对毛主席的不满言论，这无疑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弼时当时对毛主席的一些做法持有异议，例如在肃反问题上，他认为毛主席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然而毛主席却从未认同这种观点。
近期我有所思考，毛主席在瑞金时期是否也存在过“左倾”倾向？比如查田运动，现在看来，那份文件显然带有较明显的“左倾”色彩，而这正是毛主席主导进行的。
尽管彼时他并未掌权，然而他在具体工作中有所作为，他所主导的查田运动被指为“左倾”。
（刘英插话：在第二次于都扩红行动中，他亲自指导我。他对我下达的指示是：凡有反对扩红者，即予处决。
再来电，需三天查反革命。
县保卫局随即拘捕了一众人士，并强行指责他们为“改组派”。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显得过于“左倾”。
继而，洛甫寄来一封信件，其中指出，对扩大红军队伍持反对意见者，未必皆属反革命分子。据此，我们便释放了这些人。
经过查田运动，一批中等农户受到了清理，而当时，富农阶层早已不复存在。
在这种严苛的环境下，红军人数得以迅速膨胀至百万之众。有谁敢不加入红军呢？尽管扩充红军的成果显著，但这样的做法并不可取，实际上等同于强征，就像在兴国那样，以至于那里几乎已经没有壮丁可供征召。
03 动员突围与遵义会议
长征前夕，闻天同志撰写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一文。正是凭借这篇文章的激励，我们召开了干部会议，号召大家勇敢地实施突围。
在长征启程之前，博古与李德两位同志曾莅临我三军团，这已是他们的第二次造访。上一次，是在广昌战役期间，他们与彭德怀同志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这一次，他们再度提起突围之事，强调中央并无内部文件可依。不过，张闻天同志所撰的社论，则被视为中央立场的体现。因此，闻天同志的那篇社论，即是代表中央的声明。
然而，文章的论述颇为隐晦，若无相关背景知识，实难一眼识破其中玄机。
需探讨的问题在于，对于这篇社论，我回忆起其中有一份指示，其内容标注为“供干部讨论之用”。所谓“讨论”，并非如今这般，仅仅召集干部会议，各级师长或县团干部逐一陈述意见，实则并非如此。
彼时，我身为三军团的政委，所涉及的决策仅限于向师长们传达，甚至团长的层面都未曾触及。
毛主席屡次提及此事，言其未能表述得明明白白。实则，为何非得阐述得透彻方能行进？对于军队而言，遵从命令即可矣。
当时，红军部队根据李德的部署，将一、三两个主力军团分别置于左右两翼，以保护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形成一种“甬道式”的行进模式。其中，杨尚昆所在的三军团负责右翼的掩护工作。而刘英当时所在的队伍，即被称为“红章纵队”的中央纵队，则负责巡视任务。）颇有微词，甚至将其贬称为“混账纵队”。有时，前方部队需等待两三天，方能与你们会合。
三军团最为沮丧的经历莫过于跨越湘江之时，那是因为中央纵队晚了一天抵达。
湘江战役与白崇禧部交手，战况极为惨烈，我方损失颇重。因此，前线部分同志将责难指向了你们，认为正是由于你们的行动，导致了我们的疲弱与挫败。
此外，中央纵队的每一位同志均手持火把，预备在夜色中行进。然而，前方行进中的同志见到此景，纷纷口出责骂，毕竟在军队中，战斗部队是严禁使用火源的。
（刘英急切地呼喊：若不点火，那些行李恐怕将尽数损毁！）
博古发言结束后，首个上台做报告的是洛甫。他概括了长征初期那段历程，核心要素无不体现着毛主席的思想。彼时，他对毛主席怀有极高的敬意。
毛主席对他颇为器重，从毛主席的角度来看，他希望我能从教条主义的阵营中挑选一位勇士来冲锋陷阵。随后，毛主席又补充了几句，言辞间显得更为激昂。遵义会议上的那份文件，亦出自洛甫之手。
成立三人军事小组之举，发生在遵义会议的后续。然而，将博古撤职并由张闻天接替其位，这一决定正是遵义会议所确立的。
闻天的转变，可以说与他与毛主席在中央苏维埃政府的交往密切相关。在毛主席的影响下，毛主席与他深入探讨了诸多问题，因此，在遵义会议之际，他毅然决然地站在了正确的立场上。大体而言，情形便是如此。
但是遵义会议如果要他说王明整个路线错误，我看闻天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这里还有个共产国际问题。（刘英插话：当时众人对于国际的权威颇有些迷信。）在此期间，他与毛主席的关系颇为融洽。
遵义会议提纲
04 会理会议
会理会议于云南会理附近的一个村落召开。与会者包括林彪与聂荣臻，而我与彭德怀则代表三军团出席。
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是在一处茅草棚子的旁边，一个完全敞开于露天之中的地方。
脚受伤了，被担架抬去的。
在会理会议上，主要对林彪提出批评，要求毛泽东辞去领导职务，同时，这场争论亦波及至数个军团。
自遵义出发后，部队便开始了漫长的徒步旅程，期间怨声载道。日复一日，队伍辗转于原地，却始终未能明确目标所在，唯有不断下达命令。
部队疲惫不堪。行进途中，彼此拥挤着，你推我搡，谁的力气更胜一筹，谁就能疾速前行。一军团与三军团在途中相遇，双方均不相让。
{jz:field.toptypename/}特别是干部团陈赓，对一军团杨成武所率领的那个团不满甚深，曾公开予以斥责，甚至激动得踩脚大骂。由此可见，彼时军中思想颇为混乱。
在这种循环往复的困境中，众多人士向洛甫表达关切，指出这种既不交战却又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的状况，实难持续。
对于这种战法，洛甫亦感陌生。彭德怀同样对此不甚熟悉，因此我也向他提及此事。事实上，毛对彭德怀的不了解，是他最为不悦的。
王稼祥在军事问题上对毛泽东持有不同看法，却并未直接向毛泽东表达，而是转述给了洛甫，洛甫又转告了毛泽东，结果引发了毛泽东的怒火。
会理会议的正式议题原本是针对林彪所撰写致中央的信件进行批评。该信中林彪力主毛泽东同志退居幕后，并提议由彭德怀同志接掌指挥权。
张闻天
然而，会议中有人声称张闻天已抵达三军团司令部，并与彭德怀进行了多次交谈。我立即起身作证，明确表示身为政治委员，我与彭德怀每日相处，绝无此事发生。张闻天未曾踏足三兵团。因此，这种说法使得人们怀疑张闻天与彭德怀暗中勾结，意图反对毛主席。
这完全是无辜的，毛主席却坚信不疑。
我以为毛同张之间的疙瘩早已在那时埋下。否则，为何在批判林彪反毛主席的信时，竟然又将张闻天和彭德怀牵扯其中？会议气氛紧张至极。
05 瓦窑堡争论
长征抵达陕北后，党内在战略方针问题上实际上存在一些分歧和不同的见解。
当时，毛主席提出一项战略决策，即撤离陕北，挺进太行山脉，进而向绥远地区拓展，依托内蒙古的地理优势。
他提出的这一战略构想，仿佛是在洛甫的窑洞中酝酿而成，而非毛主席的窑洞之内。
（刘英插话道：确实如此，那时的会议都是在洛甫同志的窑洞内举行的。）
众人反对此意见。
刘英：争论激烈。
故此，彭德怀与林彪均对东征持保留态度，二人同出一源。这缘于他们对毛主席的意图心知肚明，即意图离开根据地。当时，众人对于离开根据地都心存忌惮。毕竟，历经艰辛，众人好不容易觅得一处安身之地，却又面临搬迁，情何以堪。
事实上，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一观点并未得到普遍认同。鉴于此，毛主席随后对此进行了调整。
东征之路，实乃步步为营，而瓦窑堡虽设留守之所。然而，他并未对己见有所松懈，遗憾的是，最终未能依照原计划取得胜利。
周恩来与博古则留驻瓦窑堡，而洛甫并未留下，他随我们一同渡河。
东征的战果颇为丰硕，疆域得以大幅扩张，然而县城却无一被纳入版图。
恰逢此时，国民党寻求与我方携手合作，博古及王稼祥等领导人一同前往前线。随后，中央在山西大麦郊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最终作出决策，决定转向西进，重返西部。由此可见，当时已显现出一些分歧的迹象。
毛泽东、张闻天在延安
06 张闻天反对毛泽东同江青结婚
在延安，我深感毛主席对洛甫有一件最为痛心的事，那便是洛甫反对他与江青的结合。
我曾目睹过洛甫致毛主席的那封亲笔信。当时，毛主席寓居凤凰山脚，他命罗瑞卿负责撰写有关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文稿。毛主席将此信交予罗瑞卿，罗瑞卿又将信转交给了我。
洛甫的态度极为坚定，坚决反对他与江青的结合。之后，每当毛主席开会时，常常会对这种说法进行指责，认为他只是享受日常生活，孙中山都能做到，为何他不行？我认为，毛主席最痛恨的就是这一点。
彼时，中央的同志致信于他，其人正是洛甫。
（刘英插言：彼时，他身为党的领导核心，然而诸多资深党员均有所微词。
昔日于中央党校深造的王世英，曾投身于情报领域，他曾对外传言江青颇多绯闻，认为毛主席与她联姻对党的形象造成不良影响。因此，他向中央递送了一封来信，信件上签署了众多姓名。
闻天告知我，于是他立刻挥笔写就了一封书信，敬呈于毛主席。毛主席览信后，拍案决断：“老子意已决，便要与她结为连理，有何人敢置喙？来日便择吉时成婚。”
曾经流传着一则传闻，声称在江青与毛泽东成婚之际，党中央曾作出一项决定，禁止她涉足政治领域。然而，事实上，这纯粹是无稽之谈。
首中央绝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提议，若当真如此，毛主席岂不是要大发雷霆了？
此外，我有另一项证据。大约两年前，我曾向陈云询问，提到他当年在延安时期身兼组织部长和政治局委员双重职务，是否有所了解。他的回应是，那完全是无稽之谈。
他向我透露了一件往事，他曾以组织部长的身份与江青进行了一次交谈。他告知江青，毛主席是有妻子的，并未离婚，提醒她需注意这一点。江青将此事告知了毛主席，毛主席随后致电陈云，责问道：“你这个组织部长，竟敢插手我家的私事？”
此刻，他们已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而这所谓的“结婚”，实际上不过是顺理成章的一步。
彼时正值中共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众多人士奔赴延安。我们拜访毛主席时，江青从窑洞走出，贺老总好奇地问：“毛主席，milan这位是何方神圣？”毛主席微笑回应：“哎？你这问题问得真有趣。”
贺老总提出，既然主席家中出现了一位我们都不熟悉的来客，我们为何不能进行询问呢？
不久之后，他们便邀请我们共进晚餐。我总共参与了两次聚餐，第一次便是罗瑞卿他们那场，而我深知洛甫并未出席那次宴会。
因此，我认为在延安，洛甫的行为可能正是毛最为懊恼的导火索，甚至他能够联系到王世英所写的信，亦与洛甫的暗中操作不无关联。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自此，他对洛甫的态度便由原本的善意转变为尖酸刻薄的讽刺与挖苦。
因此，他们二人渐行渐远，距离日益拉大，这或许始于长征的后期阶段。然而，在会理会议之后，主要是行军途中，尚不明显地展现出明显的分歧。
闻天同志昔日确有几分教条之嫌，然而他对于理论研究的热忱亦不容置疑。此人社会经验略显不足，显得过于纯真，乃至天真至极。
07 延安时期毛泽东和张闻天关系的变化
对于中央的诸多事务，我亦所知有限，尤其在那段长征历程中，更是如此。
在延安，我的居住时间自然颇为长久。虽然当时我并非政治局委员，但身为北方局书记，后来在整风运动中，我又被任命为党组书记，因此得以参与政治局的所有会议。我记忆中，在保安时期，闻天同志与毛主席的关系颇为融洽。
此后，我便投身前线。1939年，我重返延安，那时便察觉到了些许异样。
1940年，我重返延安，当时闻天主要负责宣传工作，对于其他事务，他通常并不过多过问。
我注意到他那时显得格外苦闷，便前去探望。只见他日以继夜地沉浸在剪报的工作中，对资料的搜集极为用心。不夸张地说，在延安，我常常会去闻天那里拜访。
毛主席曾在延安阐述过类似观点，其意在于，你既不履行职责，又无法妥善处理事务，却依然占据着职位，不愿放手。
（笔者按：张闻天1943年在《反省笔记》中说，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他就已经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总书记让出来，是毛泽东当时不同意提出这个问题；
《笔记》进一步阐明道，“在六中全会召开之际，我虽未卸任总书记一职，但我的立场始终是逐步将工作重心转移，而非固守原位”。
闻天曾与我谈及此事，据他所述，我将全权委托于你，此后我不再过问，一切事宜悉听尊便。毛主席对此自然表示了赞同。他意在将权力完全集中于己身。
毫无疑问，在延安时期，尤其是延安的后期，毛泽东对洛甫的看法发生了显著转变。他似乎并未意识到，在遵义会议上，他实际上是得到了他的路线主张的支持。在我看来，毛泽东对洛甫似乎持有成见。
例如，为何洛甫会选择前往晋西北进行调研？原因在于毛主席对其作出了不少尖锐的批评，诸如“动不动就提希腊”，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和研究等。显然，这些都是针对洛甫的，这一点我们都能明显感知到。
于是，那时的洛甫心情颇为低落，便自行离去。如此一来，事情不就更容易解决了吗？毛主席您独自决断，我便离开了。
这个时候洛甫是不是也有点觉得我是一个党的负责人，你得跟我商量商量。从洛甫这一方面来想有点觉得你毛泽东不尊重我。
08 “二十八个半”问题及“抢救运动”
天闻对王明素来印象不佳，这一点我早有所闻。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期间，他对王明便留下了不佳的印象。因此，提及他敬佩王明，那纯属无稽之谈。
所谓的“二十八个半”，纯粹是陈伯达等人所炮制的。
在延安阐述“二十八个半”的议题时，他们便将博古与洛甫一并纳入其中。
若论及计算，这些人显然不在考虑之列。原因在于，在我参与“反中共代表团斗争”期间，我曾身处支部局，因此，我自身便属于对立的一方。
博古尚在，然而彼时他已非校园中人，而是任职于中国问题研究院。
洛甫彼时已置身于红色教授学院的校园之中。除却每周六的例行来访，他鲜少踏足于校园。他既非支部局的成员，亦非学校的学生，因此，那件事与他并无瓜葛。
我得知任弼时同志不赞同抢救运动，是他在与我面对面交谈时亲口所述，他明确表示这种做法不可取。然而，在当时，弼时同志的一些正确见解，毛主席也曾予以拒绝。
康生那人的品行极差，记得在与柯庆施的斗争中，我们中直学委会接到指示要安排活动，我质疑：“有何证据证明康生是特务？”然而，显然并无确凿证据。
即将召开会议，我却持反对意见。我本人，邓发同志，以及李富春同志，均表示不赞同。
前往拜访康生，他担任学委会（副）主任，向他表达，如此情况若斗争无法取胜，该如何是好？
那时康生的态度十分恶劣，他径直说道：“既然书记处已经做出了决定，你们只需遵照执行即可。”
遂赴弼时处寻求意见，弼时却表示“我亦不以为然”，同时坦言自身亦无力改变现状。
这场辩论从午后两点持续至夜幕降临，直至七八点钟仍未结束。几乎全体与会者联合起来对柯庆施发起攻势，然而，他们手中并无任何实际证据，只是基于一些无稽之谈，诸如“你在街上戴了一副黑眼镜”，或是其他类似的荒谬指控，强行施加逼供之策。
主席在一场会议中询问，为何会议如此冗长？康生，你知道吗？康生回应道，是他们要求召开此次会议，而我并未主动要求。你瞧，他又是这样的表达方式。
韩进，这个名字令人记忆犹新。在延安的审查过程中，他遭受了极大的磨难。
实际上，这位人士曾是我在上海时期相识。他曾不幸被敌人捕获并判处枪决，然而奇迹般地，他并未命丧黄泉。头部遭受重创后，他巧妙地假装死亡，待到夜深人静时，一位卖豆浆的老者发现了尚有一丝气息的他，并及时伸出援手，将他救了回来。
待他的伤势稍有缓解，他便径直来到租界寻我，我亦慷慨地赠予了他数十金。
在延安时期，他们对韩进产生了怀疑，认为他涉嫌托派，甚至诬陷其为日本人。这些指控实则源于康生所采用的“推比法”。正因为如此，韩进遭受了牢狱之灾。在当时的举证过程中，甚至将韩进比作已被敌人枪毙的人。
康生
事实上，在那时，康生意图对老干部群体采取行动。中直机关内，已有十几位老干部被列入了逮捕名单，连住处都已预备妥当，这一点我确有所闻。
正是由于未能攻克柯庆施这一重要关卡，康生便感到信心不足，随即决定提前结束讨论。
若柯庆施当时胡言乱语一番，后果不堪设想。彼时私设公堂的现象屡见不鲜，实则已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尽管规模尚小。
党校创设了一个名为“红旗党”的团体，此举亦由康生一手主导。在杨家岭，他发表了一场盛大的报告，声称河南、湖北等地均为“红旗党”。总之，周总理负责监管的诸多省委，均被冠以“红旗党”之名。
（刘英插话：党校内设有专门的特别支部，负责管理此类人员。）
此刻，事情果然如此严重！当时，就连钱瑛这样的干部也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毕竟钱瑛负责的是南方局的组织工作。周总理那时的忧愁也是显而易见的。（刘英插话：他并不便于多言。）
在六届六中全会前夕，王明在外地撰写了《三月政治局会议总结》一文，毛主席视其为纲领性文件，对此深感不悦。因此，此事当时便被归咎于周恩来总理。故而在审干后期，康生提出的“红旗党”事件中，周恩来总理面临了极大的困境，实则是对周总理的打压。
彼时，我居于山巅，每至饭时，必经其门前。饭前，我总会前往他处一观，只见他情绪低落，愁眉不展。
然而，在那个时期，即便没有总理也难以应对，国民党的那一套唯有总理方能有效应对。无人能够取代总理的位置。
在整风运动进入尾声之际，仍有人士正式向毛主席进言，认为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已较为充分，此时应转向对经验主义的探讨。然而，毛主席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
毛主席的一生，始终处于矛盾交织之中。然而，维护其权力地位始终是他的根本。因此，在历史长河中，凡是有谁对他产生过反对，他都能够铭记于心。
关于高岗事件
毛主席个性中颇具疑虑，而在张闻天担任莫斯科大使期间，我想毛主席或许亦有所猜疑。
在那个时期，担任苏联大使的是张闻天与王稼祥两位。尤其是在王稼祥任职期间，与张闻天担任大使时期相比，苏联政治局对张闻天的重视程度显然更高，所给予的礼遇也更为隆重。
刘英和张闻天归国之际，苏共政治局委员设宴款待，并赠送了礼品。（刘英插话：莫洛托夫称赞他是卓越的外交家。）
自然，洛甫同志已将情况如实上报，对此，他并未有所隐瞒。
提及张闻天及王稼祥均曾接受苏联培训，却似乎你对张闻天尤为青睐，对此差异，你（刘英）可能并不了解。而高岗事件亦牵涉到张闻天，这一情形，你似乎也未察觉。
刘英回应道：当然知道。毕竟那时他已经进行了反思，毕竟他去看望过他。
这里涉及到一个我们尚不清晰的毛主席内部想法问题。事实上，张闻天访问高岗之举，似乎并无关联。
1935年，张闻天与刘英合照
（刘英插言道：确实如此。他与高岗曾在东北共事，自海外归来，自然先去探望他。当时，我们还不知他已遭遇了难题。）
传闻当时高岗集中火力针对少奇同志发起攻势，亦对总理表示异议，这或许源自毛主席的旨意。后来毛主席察觉形势有所偏差，便对此表示了反对。
他对于少奇同志，既深感其乃党内难得之才，却又对某些事务的处理有所微词——刘英插话道：“意即其权力被架空。”因此，对他心生不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问题逐渐演变得愈发复杂。
彼时举行的财经会议，实则成为高岗对总理发起挑战的场合；而同期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则是饶漱石对少奇发起挑战的舞台。这两次会议，实际上均由高岗一手策划与主导。
高岗并未指出中国的列宁问题已得解决，而斯大林问题尚未解决。因此，他主张要效仿斯大林。毛主席那时便已知晓他的这些行动。
所以毛主席不就试着瞧嘛，就试试他那个“中央轮流当主席”大家赞成不赞成。
高岗事件业已临近爆发，恰在此时，毛主席计划前往杭州。在启程前，他于怀仁堂主持了一场会议，并提出了“轮流坐庄”的议题。然而，与会者无人表示支持，均对此表示了反对。会议结束后，毛主席随即登车启程。正是我陪同他一同前往杭州。
会议结束后，高岗便向陈云提出疑问，为何你反对“轮流做庄”的建议？你理应支持才是。
陈云说，这不行啊！看哪个够呢？
高岗说：一人一个。
陈云对此问题深感严重，遂向主席作了汇报。因此，主席对此事高度关注，质问道：“这是否意味着你要剥夺我的权力？”
高岗亦向小平传达了此言。小平当时便叹道：“唉！这些画像而已！你在这画像中寻觅，无人能与之匹敌。”
昔日，不是有几位重量级的领导人吗？诸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您难道只能从这群人中寻找答案吗？
高岗不敢再找小平。
小平同志向周总理汇报了相关情况，随后周总理便将此事转达给了毛主席。正因如此，毛主席对小平同志在政治上的才华给予了高度认可。
10 庐山会议
自闻天大使自苏联归来后，与毛主席的交流日渐不甚融洽。他鲜少前来拜访，毛主席亦较少召见。
在庐山会议期间，我得知闻天同志曾有意与毛主席进行一次私密会面，然而，毛主席却婉拒了这一请求。
庐山会议骤然间发生了转折。原本，会议的宗旨是纠偏“左”倾思想，即抵制当时盛行的“左”倾路线。正如刘少奇所言，这被称作“成绩说够，缺点说透”。因此，与会者在上山之初，无不以此为出发点，着眼于反“左”的方向。
未曾撰写过一份“纪要”吗？那时乔木尚未离去，我便主动担起责任，联合几位书记先行草拟了初稿。
彭德怀的来信送达后，主席并未即刻作出回应。当时，众多小组纷纷表达了对彭德怀观点的支持。华东小组明确表示赞同彭德怀的看法，而西南小组亦认为彭德怀所言甚是。
陈伯达此人的品行颇令人不齿，他总是口出狂言，宣称“唯有彭大将军敢如此说”，言下之意，似乎只有彭德怀才有此胆识发表如此言论。
这封信虽未当时予以印发，然而毛主席却挑选了几位大区书记先行审阅。毛主席闻悉会议方向已发生转变，似乎矛头直指自己，不禁焦虑万分。于是，他决意将其公之于众，遂将信件予以印发。
彭德怀曾说过，这封信是我专门为你写的，为何你会将其公开发布呢？
会议在我们的住所后方的一间餐厅内召开，毛主席在此场合坦率地表明立场，指出：“若诸位认为彭德怀的主张是正确的，那么便应邀请王明回归，而我本人将投身游击战。”他的语气中透露出几分愠怒。
彭德怀那时也太硬了，就站起来说，你不要煽动！
此刻，毛主席的神色显得颇为凝重。会议的氛围随之发生了转变。
忽又出现一军事俱乐部。
坏在罗瑞卿。
李锐、田家英与吴冷西数人，一同自某地步出，原本并无他事，却意外邂逅罗瑞卿，此情此景令他们不禁略显紧张，遂急忙拐了个弯。实则，又何必如此紧张呢？
罗瑞卿，这位专注于保卫工作的人，警惕性极高，他立刻向毛主席进行了汇报，由此，军事俱乐部应运而生。
至于张闻天与彭德怀，他们与聂总同住一院，相隔甚近，用餐亦常在同一食堂。
彭德怀决定向毛主席写信一事，张闻天自然是心知肚明的。在华东组的讲话中，张闻天亦曾向彭德怀提及，彭德怀对他的这一决定表示了坚定的支持。
然而，不妨深思一下：为何几位政治局委员不能相互交流看法？你之前不也提到过，交流意见是允许的，并且双方都应做好沟通工作吗。如果政治局委员都不愿发言，这又怎能成呢？
彼时，我正身处办公厅，自毛主席那次重要讲话之后，各小组的发言无一例外地均提出了收回要求的诉求。
闻天那个发言记录还是我给他送去的。后来闻天自己打个电话给我，他因为看到形势不对，要求把它收回。我说这个问题我决定不了，你是政治局委员（笔者按：八大后张闻天已是候补政治局委员），我问问少奇同志吧。
少奇说：收回，不印了。
在那时，少奇同志实则持有较为正确的见解，然而之后便不敢再公开发表。
少奇同志同样对此事心存忧虑。他曾向乔木同志提及此事，并嘱托乔木同志向主席汇报。
乔木坚定地表示，这等事宜我无论如何都无法代你发声，你必须亲自站出来，由你讲述，非我所能代劳。
在草拟决议的过程中，我们几人经过商议，一致认为绝不能将其描述为“反党集团”，你乔木也是其中一员嘛。
继而乔木透露，是毛主席亲自指示他撰写“反党集团”的相关内容，尤其是随着“军事俱乐部”事件的浮出水面，此事已不可避免地被定性为“反党集团”。
因此，乔木在撰写那篇文章时，内心深感不情愿。实际上，乔木在很大程度上是赞同彭德怀的观点的。
自庐山会议之后，闻天在科学院所撰写的诸多文稿，均由我转呈毛主席。然而，毛主席对此并未给予任何关注。
昔日，我亦时常前往你等（刘英与张闻天）处探望，每至其地，更须向他汇报，以防日后有人诟病我之行止。
主席询问，他的状态如何？我回应道，情绪尚可，他正专注于研究工作。
他昔日常常穿梭于国际书店，搜寻各类书籍。然而，自那时起，他的境遇便急转直下。这一切，背后实际上关联着高岗、彭德怀等一连串案件，毛泽东认为张闻天在其中扮演了某种角色。对此，我看他是坚信不移的。
1955年，左起：张闻天、毛泽东、宋庆龄、周恩来、陈毅
11 “文革”前情况
我们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遗留了许多问题，时至今日，我仍深感困惑。毕竟，那些话语曾是毛主席亲口所言，却为何会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
譬如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一书，毛主席曾亲口与我提及，赞许秋白同志为一位书生，并对其文笔之佳给予高度评价。
他的言下之意，显然并非透露了党的任何机密，亦非意味着他是叛徒。然而，不知为何，忽然之间，他被人指责为叛徒，这竟然还是他亲口所言。因此，关于他的一些事情，显得有些扑朔迷离，让人难以捉摸。
在武昌会议期间，毛主席虽表面上正式将权力移交给了刘少奇，然而实际上他并未真正放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无法亲自出席政治局会议，那是因为他当时的精力实在有限，常常卧床休养。然而，在实质上，任何他未曾同意的事项，最终都不得不被推翻。
他当时对小平同志确实有所微词，曾言小平同志对他有所封锁。他昔日提及高岗时，曾指出北京存在两个司令部，一个独立王国，那是在谈论高岗的事迹。
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他提出了设立一个独立的计委，以及组建一个书记处的建议。
他成功地将计委一手操办，不仅将余秋里、林乎加等人才调入，更是巧妙地将李富春的位置架空。
李富春此时便识趣地提笔写信，表明自己将不再过问此事，将所有事务悉数委托给秋里处理。余秋里自是对李富春的决策表示了充分的尊重。
当他提出另外一个书记处的时候，当然邓小平同志不好讲话。周总理就讲，这个恐怕不好吧。
那时他心中所思，欲任命何人担任书记一职？他的首选是陶铸。因此，若有人声称陶铸是刘少奇将其调入中央的，这对刘少奇而言，实在是不公之至。
上海会议时他还提出来他要挂帅，说“我是帅，邓小平是副帅。”这样刘少奇摆到哪儿去呵。
会议结束，归途中众人纷纷热议，究竟发生了何事。固然无人敢轻举妄动，询问真相，然而彭老总却当场予以反驳，语气坚定地回应道：“你不是早已担任领队了吗？”
此外，他还提及李富春似乎惧怕鬼神，然而这其中的含义却令人费解。紧接着，故事中又将李富春描绘为常委，但他的任职并未持续多久便告终。总体而言，主席随后行事显得缺乏章法，让人摸不着头脑，不知他究竟意欲何为。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详情，我实不知情，那段时间我被囚禁其中，对外界一无所知。
“文化大革命”不是听说毛主席他认为“反周必乱”么。我看他那个时候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没有一个人帮他支撑那些事情不行。你叫毛主席当总理他当得了吗？（刘英插话：当不了！）
周对于他的态度颇感复杂：他一方面察觉到周似乎并不那么遵从他的指令，另一方面却又深知周的存在不可或缺。
周氏在其中的折中能力尤为出色。我们之前不是常说周如同不倒翁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确实担当了支柱的角色，若缺少了他，情况恐怕难以想象。没有他的调和，国家的未来将变得难以预测。
刘英补充道：（后来，毛泽东是不是也开始对他产生怀疑了？）
信任难以建立，无论对谁都不可能轻易掌控。康生能掌控吗？王洪文渴望成为总理，但无论是王洪文还是张春桥，他们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于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毛泽东本人亦深感局势若持续如此，后果不堪设想。最终，他本人虽已离场，但这个局面也只能留给后人去面对。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我而言，最为震撼的莫过于林彪事件。他原本深信林彪对他的忠诚不渝，视其为一位相当忠实的追随者。然而，林彪竟然采取如此残忍的谋杀行径，这无疑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
自林彪事件之后，他对所有老一辈的领导都产生了怀疑，转而信任起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自然也包括江青。
张闻天与刘英生前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