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6-01-23 19:32 点击次数：54
1983年腊月的一天清晨，日照一带的海风还带着刺骨凉意。孙家村的村口，几辆吉普车缓缓停下，县里来的工作组下车调研，村里一下子热闹起来。没人想到，这次普通的下乡调研，会把一位沉寂多年的老飞行员，从田间地头重新“拉回”到共和国的视野之中。
在人群后面，一个穿着旧棉袄的大爷格外显眼。他年纪看着不小，却站得笔直，端茶递水的动作干净利索，一点都不像普通农民那种略显拘谨的姿态。县统战部部长夏良柏一瞥之下，心里直犯嘀咕：这老农的站姿，怎么那么像军人，还是那种受过严格训练的兵。
{jz:field.toptypename/}有意思的是，这一丝不经意的察觉，最后竟串起了从黄埔军校、飞虎队，到开国大典、抗美援朝的漫长轨迹。原本被埋在黄土地里的故事，也一点点浮出水面。
“老同志，您以前当过兵？”夏良柏试探着问。
大爷愣了一下，笑了笑：“当过一点兵，飞过几次。”
这一句“飞过几次”，说得云淡风轻，背后却藏着无数刀尖上走过的日子。
其实，这位被当成“农村大爷”的人，正是曾在天安门上空参加开国大典空中编队，又在朝鲜战场击落过敌机的老飞行员——王延周。
一、从私塾课堂到黄埔军校，一个农村孩子的转向
王延周1917年出生在山东日照孙家村，一个地道的农家娃。家里地不多，人不少，靠天吃饭。但父母很有一点“开眼”的意思，舍得咬牙把他送进私塾，让他认字识文，希望有朝一日能跳出“面朝黄土”的老路。
十五岁念完私塾，他胸口那点不甘心就被彻底勾起来了。留在村里，还是出去闯？那会儿，很多年轻人往大城市跑，他也不例外，选了离老家不算太远的青岛，当学徒工，一边干活，一边看外面世界的变化。
命运的拐点，往往来得很突然。他那位在国民党第二十军当连长的堂哥，觉得这孩子精干，就把他带去了北平的二十九军军训团。那时候的军训团，可不是走走过场，是真刀真枪地练。王延周的军旅生涯，也是从这里启蒙的。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卢沟桥炮声一响，整个北方局势急剧恶化。二十九军是正面抗击日军的部队之一，王延周跟着部队往前线顶。那一年，他才十七岁，却已经在枪林弹雨中见识到什么叫“国家弱就要挨打”。
卢沟桥、南苑一带的抵抗异常惨烈，副军长佟麟阁战死，部队伤亡惨重。大雨夜里，王延周和几名战友趁着混乱，向西突围，一路辗转到了陕西。这一段经历，对他冲击极大，一边是国破家危的惨况，一边是自身能力的有限，这种落差感，让他越发渴望系统学习军事。
恰在这时，黄埔军校在西安招生。王延周咬着牙复习，凭着在私塾打下的基础和军训团里练出的那点定力，考上了黄埔十六期。在当时，黄埔意味着什么，很多人心里都清楚，那是许多热血青年梦寐以求的地方。
黄埔的几年，他把步兵战术、军事理论学了个扎实。按部队分配的规矩，他毕业后本来会走上普通军官的道路，家里听说他要当军官，心里自然高兴。但有些念头，早早就种在他心里，比如——飞上天。
有一天，他在西安街头看到“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招生”的告示，几个“空军”大字，像是突然点燃了他心底多年的念想。从小他就爱抬头看天，看鹰盘旋，看云翻滚，村里人笑他“爱做梦”，可他自己知道，那不是随便想想，而是一种执念。
这一次，他没有跟家里人说，也没跟堂哥打招呼，就自己报了名。四年黄埔的打底，再加上他本来就不差的悟性，考试一过，他顺利被录取，成了笕桥航校的一名学员。
二、翱翔云端的“幼虎”，在烈火中成长
被分配到昆明航校后，王延周可以说找到了真正对味的舞台。理论、飞行、仪表、战术，他几乎是逮着就学，见着就钻研。兴趣在前，训练再苦也不觉得累。不得不说，年轻时候的那股拼劲，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成绩上去了，机会也随之而来。1942年起，航校挑选优秀学员赴美深造，他赫然在列。在美国的训练基地，他接触到了更系统的飞行课程，开始熟悉各种新式战机，从仪表操作到编队飞行，他一点点往上抠细节。
1943年春，学成归国后，他被编入中美空军混合团，驾驶P-40N战斗机，这支部队的前身，就是有名的“飞虎队”。那时的中国上空，日军飞机横行，轰炸城市、扫射公路、封锁交通，中国空军装备落后，飞机数量少，飞行员更是宝贵得很。
让人窝火的是，日本空军曾多次飞到中国机场上空耀武扬威，甚至降落在某些机场上，把旗子拔走，又扬长而去。这种赤裸裸的羞辱，对当时年轻的飞行员来说，是刺眼的，也是刻骨的。
不久之后，王延周接到了第一次作战任务——掩护轰炸机队，对已经被日军占领的郑州火车站实施轰炸。那一回，22架战斗机、15架轰炸机整齐出动，他驾驶P-40N，列入战斗队形。
轰炸机顺利投弹后编队返航，看似任务已经完成，危险却突然冒了出来。王延周的发动机在空中“熄火”，飞机一头往下栽，他整个人瞬间绷紧。他那时候满脑子一个念头：绝不能掉在敌占区。
检查仪表时，他才发现油表异常，原来是左油箱燃油耗尽。转换油箱、重新启动发动机、调整姿态，几个动作一气呵成，P-40N总算又爬升上高度。心还没落回肚子里，前方不远处，一个小黑点突然闯入视线。
那是一架庞大的日本九九式大型运输机，机身上的红色圆形标志清晰可见。对方显然也注意到了这架美国造的战斗机，立刻开始笨拙地转向，企图甩掉尾巴上的威胁。九九式运输机体型大、转弯慢，面对P-40N这种专门为格斗设计的战斗机，几乎没有胜算。
事后回忆时，王延周说，那是他第一次离这种大型运输机这么近，看着对方试图掉头，他当机立断拉杆，来了个大角度转弯，从右翼后方咬住目标，武器开关一推，机炮对准油箱位置猛烈射击。
一阵短促的射击后，运输机瞬间被点着，变成火球往地面坠去，爆炸后腾起的烟幕像一团蘑菇云，在远处清晰可见。执行完这个“顺手人情”似的攻击，他才重新拉高返航。
回到基地时，他已经落在大队后面，同伴还以为他出了意外。地勤检查射击记录，发现他只用了十八发子弹，就把那架运输机送进了火海。第二天，美方队长告诉他，日本广播提到，一架搭载七名军官的运输机在徐州上空失踪，时间地点与这次战斗高度吻合，很可能就是那一架。
这场空战之后，他的名字在队里开始被人记住。无论是在训练场的起降，还是在作战计划的讨论里，大家提到他时，都有种“这小子能顶用”的信任。
随着作战次数增加，他越来越适应空中缠斗的节奏。日军的零式战机灵活、爬升快，尤其是后来出现的“东条”战斗机，更是性能不俗，中国空军这边装备的P-40N并不占优，甚至在许多指标上处于明显下风。
但技术差一点，可以拿经验补。王延周凭着判断力和胆量，借助云层、光线和高度差，频频在空中占到先手。他先后击落三架零式战机、一架东条战机，让那架编号的P-40N在日军空军视野里，成了不太好对付的“钉子户”。
除了对日作战，他还承担了一项极其危险的运输任务——飞越“驼峰航线”。这条从印度到中国西南的航线，穿越喜马拉雅山脉，气候恶劣，乱流频发，飞机性能又有限，一不留神就是机毁人亡。当时，很多飞机和飞行员把命丢在了那里。
在这样的线路上，王延周飞了八个来回。云墙、暗流、积冰，他一一遇上，却一一挺了过来。这些经历叠在一起，让他一个农村娃，milansports真正成长为一名成熟的飞行员。
三、迫降麦田，从“敌区飞行员”到新中国的空军人才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部腐败问题愈发严重，空军虽然看着风光，实际情况却并不好。王延周对这种状况越看越不顺眼，失望在心里慢慢积压。1946年前后，他被调往济南空军任职，准备前往新的驻地。
飞越徐州上空时，天气突然急剧恶化，云层压得很低，能见度也开始下降。那时航空导航设施有限，飞行主要依靠目视和简单仪表，飞错航线并不罕见。王延周这次，就栽在了天气上——偏离航线之后，他只能选择迫降。
下方是一片麦田，既没有正规的跑道，也没有指挥引导，只能凭经验硬着陆。机身擦过麦浪，地面滑行终于停住，他人总算保住了，但心里已经有数：这是解放区。
当时，国民党在自己控制区内疯狂散布关于共产党的谣言，尤其对空军这种特殊兵种，思想管控更严。什么“被俘飞行员要被剥皮”“驾驶运输机的要打断手脚”之类的恐怖故事，在部队里传得神乎其神。
所以，当看到周围民兵端着枪把麦田团团围住时，他心里其实很清楚：这下怕是完了。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与他脑子里的那些“传言画面”完全对不上号。民兵简单盘问了姓名、部队和任务，没有虐待，也没有动粗，而是把他带到村里，先安排吃饭休息，再做进一步了解。
“你在国民党空军飞过多少年？”有位干部问。
“从抗战起，一直飞到现在。”他老老实实回答。
解放区这边，很快意识到他是难得的技术人才。没有急着“思想改造”，反而带他在附近转了几圈，让他自己看看这一片地方普通人的生活。
有一点不得不说，在解放区，他看到的东西，确实跟国统区完全不是一个模样。农民说话不再战战兢兢，村里有识字班，年轻人眼里都有股“往上走”的劲儿。干部的穿着也极其朴素，说话办事不大摆架子。
这些变化，开始慢慢瓦解他过去被灌输的那些印象。尤其是当他接触到一些基层党组织负责同志，听对方谈土改、谈抗战、谈国家未来发展，他心里那条线，一点点被扯动。
在解放区停留的一段时间里，他系统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主张，也有机会冷静回顾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国民党内部腐败、对百姓的盘剥，跟解放区内的那种不同气象，两相对照，是个有脑子的飞行员，都能做出判断。
最终，他作出了一个让很多旧部难以理解的决定——脱离国民党，留在解放区工作。他把这看作一种选择：既然要为国家出力，就得找到一个真心想改变中国命运的组织。
在解放区期间，他先在教导团任职，之后又被调往牡丹江航校。那时候，新中国的空军还处在萌芽状态，既缺战斗机，也缺飞行员，更缺有实战经验的飞行教官。
王延周把自己这些年在笕桥、在美国、在混合团累积下来的经验，几乎是倾囊相授。飞行技术的要点，空战的瞬间判断，甚至包括如何在复杂气象条件下保持冷静，统统教给学生。他辅导过的新人，后来很多都成了人民空军的骨干。
1949年，中央决定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空中受阅部队的组建成了关键一环。新中国成立初期，飞行员数量非常有限，能飞编队、能稳定完成仪式飞行的，更是少之又少。王延周因为技术过硬、心态稳当，被选入受阅飞行员名单。
那一天，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上空气象条件不错。按照编队命令，他和战友驾驶战机从指定航线飞向天安门上空。地面上，几十万群众抬头仰望，飞机在空中划过整齐的队形，那一瞬间，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不再是某个政党空军的一员，而是真正站在了人民一边。
一年后，1951年国庆，他再一次被选为受阅飞行员。对他来说，这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确认：选择解放区、加入新政权，是一个有意义的决定。
四、从鸭绿江到中南海，一个飞行员的沉浮起落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决定出兵抗美援朝。陆军在山岭间鏖战，空军则在鸭绿江上空和敌机对峙。人民空军刚刚组建，装备有限，飞行员训练时间也不算充裕，要面对的却是世界上装备最先进的空军之一。
王延周所在部队，接到的第一批任务，就是执行对敌方目标的轰炸行动。他驾驶战斗机，负责掩护我军轰炸机群，组成空中混合编队，从安东起飞，飞往朝鲜战区。
机群越过江面，刚进入海面上空不久，前方雷达就报告了大量不明目标。目视扫描之下，黑点逐渐放大，美国空军的喷气式战斗机出现了。与抗战时期的日机相比，这些战机在速度、爬升、火控系统上，都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短时间内，双方战机缠斗在一起。我军刚一接触，就损失了两架僚机。性能差距摆在那儿，任何一次俯冲或爬升，都可能是致命考验。但仗要打，任务得完成，退无可退。
一次交锋中，王延周注意到，一架敌机正准备从侧后方扑向我方轰炸机。他判断，如果不及时干预，很可能导致轰炸机被击中。他立刻拉高，再俯冲，从一个敌机未预料的角度切入，抢在对方开火前击伤其机身，迫使其退出战斗。这一挡，帮轰炸机化解了一次极危险的袭击。
另一次遭遇战里，另一架敌机利用高度优势，企图从上方拦截我方编队，他借其上升转弯的间隙，抓住对方的瞬间破绽，果断开火，将其击落入海。从飞虎队到鸭绿江上空，他用两段截然不同的经历，连起了对两个侵略者的反击。
这样一来，他成了全国为数极少的、既击落过日本战机，又击落过美军战机的飞行员之一。为此，他被记二等功一次，也在此后郑重地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战争结束后，他像许多老飞行员一样，退居到相对次要的岗位。时间推移，国家政治氛围几经变化，他也没能完全躲过风浪。在那个特殊年代，他经历了审查、被冷落，家庭也遭受波折，最终离婚，被遣返日照老家。
回到孙家村，他的身上不再有军装，不再有飞行帽，留下的只有户口本上的名字，以及那些没人知道的往事。田里的活，他也干；队里的活，他也帮。外人看，就是个普通脾气沉稳的老人。
直到1983年那次县里下乡调研，他给领导倒茶时下意识的挺拔站姿，才把埋藏多年的痕迹泄露出来。夏良柏注意到他下身穿着一条旧呢绒军裤，那种面料和剪裁，明显不是普通兵能配发的。
“你这裤子，可有些年头了吧？”领导顺手搭话。
“老货了，当年飞行的时候穿的。”王延周笑着回应。
几句闲聊之后，他的经历一点点被问出来——黄埔、飞虎队、开国大典空中受阅、抗美援朝空战……这些关键字连在一起，哪还能当成一般人看待。
夏良柏敏锐地意识到，这不是普通退伍军人，而是一个被忽视了很多年的老功臣。他开始查档案、写报告，向上级反映情况，为王延周争取应有的政治结论和生活待遇。随着层层核实，他的身份被正式确认，他再次走进了国家视野。
后来，王延周受邀进京，走进中南海，参加老同志座谈。有干部半开玩笑说：“王老，您这是从农田又飞回首都了。”
他笑笑，只说了一句：“人没飞，心没变。”
经历过抗战、内战、抗美援朝，又在风浪年代里沉浮多年，这样的回应既不夸张，也不多余，只是平静。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并没有过多提起自己的委屈。对待那段被误解、被冷落的岁月，他态度近乎朴素：组织有时候会犯错，但路线总归是对的，个人遭遇算不上什么大事。
晚年时，王延周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他在84岁那年，再次郑重提出入党申请。严格意义上说，他早年已经入党，但他希望用一种正式的、经组织重新审查的方式，确认自己的政治身份。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党组织批准了他的申请。
对旁人来说，这只是一个时间点的巧合；对他自己而言，却算是漫长曲折的人生里，一笔画得比较圆的收尾。飞行日志早已发黄，那些战机的轰鸣声也只剩在记忆里。但在山东日照的村庄里，那个曾被当成普通大爷的人，毕竟在云端飞过，在天安门上空列过队，在鸭绿江畔拼过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