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6-01-23 17:51 点击次数：64
1935年初的陕北高原，风沙很大。几名从晋冀一线辗转而来的红军战士，顶着西北呼啸的冷风，在一处黄土梁上停下脚步，其中一人低声说了一句：“军长、政委都没了，番号也没了，可咱还算不算二十四军的人？”同伴沉默了几秒，只回了一句：“只要还记得，就算。”在他们背后，是一段几乎被打碎、被淹没，却又无法抹去的军史。
这支部队，正是北方第一支红军正规军——红二十四军。它打响了北方红军的第一枪，在华北建立起第一个红色政权，却也在数年间历经背叛、围剿、流亡，直至番号消失、骨干尽失。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到了1955年全军授衔，这支军的老战士，竟然无一人出现在授衔名单上。
红二十四军的历史，并不长。但它的起落，却高度浓缩了北方革命武装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真实处境：起义仓促、根据地脆弱、敌情复杂、同志被诱捕、领导接连牺牲，最终仅以残部并入他军而告终。若只看结果，很容易淡忘它的存在；可要理解北方革命从无到有的艰难程度，这支军又是绕不开的一页。
有意思的是，红二十四军的出现，并不是某个“天才军事家”的奇思妙想，而是从中原大战后的一连串政治震荡中，被一步步“逼”出来的选择。
一、从冯玉祥部到红二十四军：一场被迫提前的起义
1930年中原大战落幕后，蒋介石击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基本确立了在国民党内部的主导地位。冯玉祥的西北军被打散，大批官兵被迫接受改编，其中就包括高桂滋部。
高桂滋原是冯系将领，部队多由西北军旧部组成，军心浮动，待遇平平。蒋系嫡系向来对“杂牌军”多有戒心，武器配发、军饷供应都打折扣，这样的环境，给地下党开展工作，提供了可乘之机。
当时中共中央在1931年前后作出判断，华中、华南的苏区已被国民党重兵包围，长江以南的革命环境日益恶化。为打破国民党“围剿”的战略布局，党中央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要把山西及其周边视作北方革命的重点区域，提出“加强军事斗争和发展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要求。
山西特委接到这一指示后，很清楚一点：要在山西、河北一带打开局面，靠少数零散的游击队是不够的，迫切需要一支政治上可靠、军事上成建制的红军队伍。高桂滋部中，地下党力量较为集中，成了重点争取对象。
在这种背景下，赫光与谷雄一被推上前台，成为这场起义的关键人物。
赫光原本就是高桂滋部的一名将领，对部队结构、人事关系相当熟悉。这一点，在后来策应起义、控制局面时，发挥了极重要作用。
谷雄一则更像是“插在军中的一把针”。他1905年出生，1920年代中期在学校接触革命思潮，随后在组织安排下进入西北陆军干部学校，随后进入西北军工作。他的中共党员身份始终是秘密的，这让他在国共合作破裂、反共高压加剧后，仍能以军官身份立足军中，从而为日后发动兵变、策划起义埋下伏笔。
山西特委决定在高桂滋部发动武装起义后，任命赫光为军长、谷雄一为政治委员，筹划组建红军正规部队。原本的设想是，同时发动四个团起义，这样在人数和火力上更具优势，也更利于迅速夺取地盘，建立根据地。
然而，现实比设想要严酷得多。起义准备尚未完备，有关消息就被敌对势力察觉。在高压军事管理之下，多一分迟疑，就可能多一分暴露的危险。权衡再三，指挥起义的地下党组织被迫下令提前行动。
结果，原计划的四个团中，最终只有一个团成功响应。这在兵力上是一大损失，可从质量上看，这个团偏偏又是高桂滋部的精锐之师，军纪较好、训练扎实、军官层大多有一定作战经验，对这支部队的战斗力，赫光心中有数。
1931年7月5日，阳泉盂县清城村一带连降大雨，雨幕掩护下，全副武装的士兵悄然集结，起义行动在紧张而混乱的气氛中展开。起义成功后，这支部队迅速与旧番号切割，被正式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
从那一刻起，它不再是某个军阀帐下的一支杂牌，而成为党中央布局北方的重要一枚棋子。
不过，刚打出“红二十四军”的旗号，真正艰难的阶段才刚刚到来。
二、“北方的井冈山”：阜平根据地的星火与惊险
起义之后，摆在赫光和谷雄一面前的，是一道难题：这支刚刚脱离原部的部队，要落脚在哪儿？
地理上看，五台山原本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选择。那是阎锡山崛起的“老巢”，形势险要，山地利于防守，一旦夺下并站稳脚跟，既有军事价值，也有政治示范意义。然而，阎锡山对五台山视若命根子，多年经营，布有重兵，工事完备。红二十四军刚成立，兵力有限、供给不稳，硬攻五台山，风险极大。
{jz:field.toptypename/}在权衡利害后，赫光果断放弃了五台山方案，选择向华北平原边缘地带机动。部队一路向东南转移，在山西、河北交界地区穿行，既要躲避晋绥军、东北军的封锁，又要防止与国民党主力部队硬碰硬。可以说，这是一场边走边打、边打边找落脚点的长途转移。
最终，红二十四军把目光投向了河北阜平县。
阜平当时是一个普通的县城，却有着极典型的华北农村特征：地主势力扎根多年，贫富差距明显，广大农民生活极为困苦。红军攻入阜平后，眼前的真实景象比预想更残酷：街巷间乞丐成群，衣不蔽体者随处可见，许多是刚会走路不久的孩子；不少百姓脸色蜡黄，显然已经长时间吃不饱饭。
有意思的是，红二十四军进城后做的第一件事，并不是忙着“树威风”，而是立刻组织开仓济贫。县城的粮仓在旧政权时期掌握在官绅地主手中，平时对穷人极为苛刻。当天夜里，红军干部在粮仓前向聚拢来的百姓宣布：“这些粮，是你们种出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开仓之后，一锅锅热粥、一篮篮粗粮被抬出来分发，人群中不时传出压抑的哭声。对长期处在饥饿线上的穷苦人来说，一顿饱饭并不是口号，而是实打实的改变。
与此同时，红二十四军释放了关押在当地监狱中的政治犯和进步青年，让不少此前被视为“麻烦人物”的人重回社会。县城张贴起写有“工农政权”、“土地归农”等标语的布告，临时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开始接管地方事务。
从军队建制上看，红二十四军是一支正规军；从政治功能上看，它又是一个“移动的革命火种”。阜平根据地的快速建立，让许多长期在北方从事地下工作的党组织成员，第一次看到在华北出现成建制红军的可能性。
在那一时期，不少地方报纸、传闻甚至将阜平称作“北方的井冈山”。这种说法未必严谨，却反映出一个事实：红二十四军在北方的出现，让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感到不安。
蒋介石的顾虑并不是凭空而来。南方苏区虽遭“围剿”，但已形成一定规模，一旦华北再出现一个可以与之遥相呼应的革命根据地，对南京政府的整体统治布局，就会形成牵制。因此，在收到相关情报后，蒋介石很快下令“严加剿办”。
然而，蒋介石当时并不直接控制阜平地区的全部军政资源。他多次依靠东北军控制华北，因此这一次，又把任务交给了张学良。
张学良面对“剿灭红二十四军”的命令，选择把这块“烫手山芋”交给手下的地方武装头目石友三。石友三对红军是有戒心的，他清楚面对一支有战斗力、有政治动员能力的部队，米兰体育贸然硬碰，很可能吃大亏。拉开架势正面打，他并不愿意。
就在石友三犹豫之际，他部下有一名军官站了出来——沈克。这个人不太起眼，资历一般，却主动请缨要去对付红二十四军。石友三对他的真实用意并未完全了解，但出于“有人愿意替自己分忧”的心态，还是点头同意。
后来的事实证明，沈克要用的，不是枪炮，而是更阴险的手段。
三、背叛、牺牲与番号消失：一支军的悲壮终局
1932年前后，阜平根据地在多方围攻下压力越来越大。正面围剿尚可应对，内部渗透最难提防。在这种复杂背景中，沈克开始靠近红二十四军的领导层。
沈克与谷雄一之间，早年有过交往。他很清楚谷雄一的性格：重感情、讲义气，信任老朋友。正是抓住这一点，沈克精心设计了一出“投奔红军”的戏码。
据当时的回忆，沈克派人秘密联系谷雄一，自称在国民党内部“看透了那套”，受排挤、被打压，打算携身边一批愿意起义的官兵，投向红军。他言谈间，对革命前途充满向往，对旧军阀、旧政权极尽批判，表现得“痛改前非”。
谷雄一并非毫无警觉，对国民党军官的“变节”一向保持谨慎。但面对旧友，他心理上难免有所放松。在多次接触后，他判断这次“投诚”具备可能，而且如果成功，将极大增强红二十四军的实力。
在那种兵员紧缺、敌情紧迫的局势下，多一分力量，就多一分生存空间。谷雄一权衡后，同意亲自前往“受降”，以示诚意。有人劝他小心，他只回答了一句：“老同学，不会到这个地步。”
事实无情地证明，这次判断付出了巨大代价。
在约定地点，谷雄一与副军长窦宗融等数十人进入沈克控制的驻地时，对方早已完成部署。等到主要领导人走入核心区域后，四周突然涌出大量武装人员，将他们包围缴械。整个过程极快，几乎没有给红二十四军方面任何反应时间。
谷雄一等人被秘密押送至北平。在押解途中，他们仍然以为，只要能阐明立场，或许还能争取到交换或营救的机会。可是，在敌人眼中，他们早已被视为“必须彻底清除的红军骨干”，结局几乎注定。
更阴险的一步还在后面。
沈克并未满足于一次“擒贼先擒王”。他很清楚，红二十四军还有另一位关键人物——军长赫光。只要赫光在，整个部队的军事指挥体系就不会彻底瘫痪。
于是，他以谷雄一的口吻，给赫光写了一封信，大意是遇到紧急情况，请赫光尽快率领政治部主要干部前来“商量大事”。这封信利用了赫光对谷雄一极深的信任，也套用了两人一贯交流时的语气、习惯用词，伪装得相当逼真。
赫光对敌军一向保持高度警惕，但对谷雄一这位政治搭档，却极少生疑。接到信后，他判断是根据地形势出现重大变故，决定亲自赶赴约定地点，并带上政治部主任刘子祥等人同往，希望尽快拿出对策。
就在赫光一行抵达沈克控制区、尚未来得及弄清状况之时，事态骤变。隐蔽火力点突然开火，暗哨纷纷现身。由于事先并未料到是陷阱，赫光等人几乎没有部署有效防御，就在仓促应对中相继中弹牺牲。
至此，红二十四军的两任主要领导人——军长赫光与政委谷雄一，一个被暗杀、一个被捕后遇害，部队的最高指挥层瞬间出现巨大缺口。
没过多久，被押往北平的谷雄一，也在秘密处决中结束了他短暂却极其坎坷的31年人生。不少档案资料显示，他被敌人多次审讯，面对威逼利诱始终拒绝屈服，最终以牺牲告终。
领导层相继被除，红二十四军进入了最危险的阶段。沈克趁乱调动兵力，意图一举瓦解这支刚刚在阜平站稳脚跟的部队。然而，部队并没有立刻崩溃，而是在残余干部的组织下进行顽强突围。
这时站出来的是参谋长刘明德。他在此前一直负责作战筹划，对于全军的兵力、地形、敌军部署等相对熟悉。赫光牺牲后，他与新的军长蒲子华一道，承担起重建指挥体系的重任。
在日渐紧逼的包围圈中，红二十四军不得不做出重大决策：放弃坚守阜平，向西北突围，力争与陕北红军主力汇合。这样的选择，在感情上十分痛苦。阜平根据地寄托着许多北方革命者的心血，一旦撤离，很可能再难恢复原状。
可在军事上，留下来意味着被层层包围、逐步消耗，直至全军覆灭。撤出，是为了保住火种。
突围之路极其艰苦。部队要穿越敌军控制区，翻越山区，穿插于晋、冀交界地带复杂的山河与村镇之间。在消息不畅、补给匮乏的情况下，每走一步都伴随着遇袭的可能。
更糟的是，在接近陕北的过程中，他们又遇到了新的强敌。傅作义和井岳秀控制的部队，在当时是西北地区颇具战斗力的地方武装，对红军一向抱有敌意。当红二十四军残部试图向陕北方向靠拢时，遭到这两股势力的连续截击。
在某次激烈的突围战中，新任军长蒲子华不幸牺牲。大部队在反复穿插、分路突围的过程中被打散，许多连队、班排失去彼此联系，成小股、自行想办法突围。
这对士气打击巨大。军长接连牺牲，政委被杀，番号还在，但构成这支军队的核心，已经被战争与背叛不断撕裂。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让所有人放弃。少数小分队，依靠对地形的熟悉和群众的掩护，一路向陕北方向摸索前进。很多人几乎是靠野菜、树皮支撑，挨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熬的日子，才终于在陕北看到了红军部队的旗帜。
这些幸存者到达陕北后，被编入当地红军序列，继续参加随后的战斗。红二十四军这个番号，却没有再恢复，而是作为一段已经“结束”的军史，被整体吸收进陕北红军的建制中。
从军事编制上看，这样的处理方式有其合理性。革命战争时期，部队番号随战局变化而调整、合并的情况很常见，许多部队的番号都经历过更迭。可对于曾经在阜平喊出“红二十四军”口号的老战士来说，这个番号承载的是他们最艰苦、最炽热的一段岁月，一旦消失，就像是被硬生生从记忆中抠掉一块。
更让人唏嘘的是，1955年全军实行军衔制时，这支部队出身的幸存者，竟然没有一个人出现在授衔名单上。
并不是说他们没打过仗，也不是说他们在之后的战斗中就不再重要。更大程度上，是因为红二十四军本身的残破命运，使得很多战士在后续编入其他部队后，身份记录、履历线索不完整，难以系统追溯；也有人在后来战火中再度牺牲，连名字都留得不多。
从结果看，这支北方最早的红军正规军，仿佛只在历史上匆匆划过一笔：从1931年成立，到阜平建立根据地，再到领导层被诱捕、编号被取消，时间并不算长，却异常浓缩。
它没有像一些主力部队那样，在后来的抗战、解放战争中以完整番号辉煌登场。它的旗帜、军史、传统，更多是通过幸存者口口相传，散落在其他部队的战史之中。
但这一支军曾经在北方最黑暗的几年里，拔出过一柄带血的火炬。清城村雨幕中的起义、阜平仓廪打开的那一刻、陕北黄土梁上那句“还算不算二十四军的人”，都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片段。
从起义的仓促，到根据地的短暂辉煌，再到被背叛、被围剿、被打散，红二十四军的结局确实悲壮。它在1955年的授衔名单上没有留下一个名字，但在北方革命武装的发展脉络中，它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
正是有这样一支支在风雨中倒下、被掩埋、被重新融入其他番号的部队，后来人看到的那一整套完整的军史，才有了难以想象的底色。红二十四军的番号虽然消失了，可它当年点燃的那簇北方火光，却已经在历史进程中，变成了一片更大的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