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6-01-23 19:31 点击次数：139
1937年7月7日，日本占领东三省六年之后，终于克制不住蠢蠢欲动的野心，发动卢沟桥事变，将整个中国拖进了全面抗战的深渊。
十天后的7月17日，无路可退的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庐山声明：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
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jz:field.toptypename/}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
然而，实际上，对抗战的结局，谁都不敢抱太大的希望，毕竟作为一个农业国，在没有外部力量的支持下，物资、武器、工业实力都远不如日本的中国几乎没有希望战胜作为工业强国的日本，更不用说什么单兵装备、兵员素质了。
所以，哪怕是在看似强硬的庐山声明发布后，蒋介石也马不停蹄地在7月21日至28日的一周内，先后会见了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美国大使詹森、德国大使陶德曼、意大利大使柯莱、苏联大使波格莫洛夫和法国大使那齐雅等人，要求各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但日方态度强硬，宣布不欢迎任何第三国的调停。7月26日，陶德曼对蒋介石表示，虽然德国愿意调停，但日本已声明不愿第三国干涉，因此调停不会收到成效。
半个月后的8月13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日本企图速战速决，在击败中国军队后强迫对方订立城下之盟。然而，在淞沪会战爆发后，不仅中央孤注一掷地派出了中国最精锐的德械师和德训师，各地方部队也同仇敌忾地从几千里外赶赴上海参战，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彻底失败，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地从局部冲突演变为一场长期的战争。
1937年10月底，陶德曼在上海会见了即将回国的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试探日本停战条件的底线。川越表示，日方的基本条件是中国必须断绝与苏联的关系，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以及华北自治。10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表达了日本随时准备与中国直接谈判的意向。当时上海尚未全部陷落，广田提出了四个条件：1.中国承认满洲国；2.华北特殊化；3.中日共同防共；4.中日经济提携。
11月3日，也就是日军在金山卫登陆的前两天，狄克逊再度会晤广田弘毅，广田因日军在上海作已占优势而重新提出了日方议和的七项条件：
1.内蒙古在国际法下建立一个与外蒙古情形类似的自治政府；
2.在华北沿满洲国边境至平津铁路线以南一点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在这个非军事区里，由中国的警察和官吏维持秩序。假如和约立即缔结，则华北的全部行政都交给南京政府，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委派一个亲日的首长；假如现在不能缔结和约，因此有必要在华北建立一个新的行政机构，他们将……行政继续至以后和约缔结的时候；
3.上海建立一个比现在更大的非军事区。由国际警察管制。其他不变更；
4.停止反日政策仅指履行1935年在南京谈判时所提出的那些要求（修改学校教科书等）；
5.共同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
6.减低对日本货物的关税；
7.尊重外侨权利。
11月5日，陶德曼将日方条件转达给蒋介石。蒋表示：如果接受日本的这些条件，中国政府必将无以立足，只要日本不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他就不会接受日本的任何条件。陶德曼对蒋答复非常不满。与此同时，希特勒还通过德国顾问福根霍孙，用蒋的话反对来威胁蒋说：如果战争拖延下去，中国经济一定会崩溃……
随后的形势急转直下，淞沪会战失利，日本的兵锋直指南京。
11月26日，德国大使陶德曼主动向孔祥熙表示，德国愿意继续负责调停中日冲突。此后，他又接连拜访了孔祥熙和外交部长王宠惠，大肆游说中国官员。陶德曼一再声称：日本人的条件并不苛刻，伟大元首希特勒也希望中国考虑同日本议和。
11月29日，蒋介石雇用的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利用其特殊身份，对孔祥熙说：从军事角度看，妥协总比无限制地拖延战争好。
12月1日，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与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谈话：为中国的利益着想，不要不加考虑便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还是尽速议和为好。中国方面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也不再能把日本的军事胜利扭转过来。因此首先需要顾及这种情况。中国政府迟延议和的时间越久，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越大。
此时的蒋介石应该怎么办？是拿落后的工业体系制造落后武器，milansports用人命去拖延日军进攻的步伐，以空间换时间苦撑待变；还是坐上谈判桌，忍气吞声地接受现实，让出相当大一部分主权和领土，苟延残喘？
要知道，当时的情况是，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已所剩无几，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疲敝之师绝无守住南京的可能！中国政府和军队是不是真的能以空间换时间，坚持到胜利曙光到来的那一刻，而不是倒在变局到来的前夜？
11月25日，广田弘毅再次向狄克逊表示希望德国出面调停，虽然日本在华取得节节胜利，但基本和谈条件并没有升级，希望德国把这一打算转达给中国政府。28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汉口会晤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转达了日方意见。29日，蒋介石请陶德曼来京面谈调停事宜。
12月2日，外交次长徐谟陪陶德曼乘船返回南京。12月2日下午5时，蒋介石会见了陶德曼，感谢德国为调停中日战争所进行的努力，并表示中国已准备接受调停，向他提出四点：一、以日本建议为和谈的基础；二、保持华北领土主权之完整；三、在和平谈判中，自始即由德国任中介人；四、和谈中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已成的协定。蒋介石请德国转达日本政府，中日举行和谈时日本政府对于所提的条件，必须绝对保密。
然而，为了压迫蒋介石彻底就范，日本政府很快就变卦了，决定在攻下南京以前不作与中国政府和谈的打算。12月13日，南京沦陷，次日日本在北平成立了“华北临时政府”。12月21日，近卫文麿内阁于通过《关于日中和平交涉问题对德国驻日大使的答复》，以“最近战局的急速发展与事态的巨大变化”为由，规定了中日媾和的四项“基础条件”：
1.中国应放弃容共和反抗日、满的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予以协助。
2.在必要地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并在该地区内的各个地方，设置特殊机构。
3.在日、满、华三国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协定。
4.中国应对（大日本）帝国赔款。
在《附记》中日方还要求：
在华北、内蒙和华中的一定地区，为了起保证作用，应在必要期间内驻扎日本军队；在日、华间签订有关以上各项协定后，开始签订停战协定。
12月23日，广田弘毅在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提示上述条件时，还补充道，假如中国接受这些基本条件，蒋介石须在规定时间内派遣代表至日本政府所指定之地点。狄克逊认为，日本现在的条件远远超过11月初的条件，要中国政府接受这些条件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广田一口咬定：这些条件已由内阁决定，上奏天皇批准，此外就没有其他方案了。
获悉日本的第二次和平条件后，德国外长牛拉特指示陶德曼，继续进行调停中日战争的努力，并向他提出：日方把1937年底作为中方答复期限，但德国政府已指令驻东京大使提醒日本政府，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德国居中传递信息需要一些时间。在未知悉日方和谈条件的详细内容和德方的相关态度之前，建议中国政府不要接受日本新的和平条件。
12月26日，陶德曼将日本所提的新条件转达给蒋介石，蒋看到了日本的新要求之后，反而如释重负。因为如此苛刻的条件，哪怕是主和派的也会动摇。他在日记中写道：余见此，心为之大慰。以其条件与方式苛刻至此，我国无与考虑，亦无从接受，决置之不理，而我内部亦不必纠纷矣。
12月27日，蒋介石再次召开国防最高会议，讨论对日和战问题，对日方所提出的条件，周佛海认为：鉴于中日军事实力的对比，与日本和谈是上上之策。唐生智则认为：答应日本提出的基本条件，进行和谈，是真正的亡国之举。蒋介石认为：倭寇所提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12月28日，国民政府召开非正式会议，讨论日本的第二次和平条件，最后一致认为中国无法接受如此屈辱的条款。12月31日，在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上，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并决定对日方的要求暂不给予正式答复，采取拖延策略。
在拖延了半个月以后，日本终于意识到中国政府完全没有诚意，于是在1月14日的内阁会议上达成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一致意见。1月16日，广田以外相身份通告德国：日本决定放弃和谈。同日下午日本政府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议和的谈判桌，终于被掀翻了
不过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决定一条路走到黑，哪怕抗战到底最后仍是失败，他也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半个多月前，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若果不幸全归失败，则革命失败不足以为奇耻，只要我国民政府不落黑字于敌手，则敌虽侵占，我国民随时可以有收复主权之机会也。
所幸，那时的蒋介石遇到的美国总统是力主推行租借法案支持中国抗战的罗斯福，在苦撑八年之后，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